怀念恩师康中柱
王法辉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我出生在江汉平原上一个普通的乡村。虽然爷爷是读过书的乡绅,奶奶也上过七年私塾,但那时正处于兵荒马乱的动荡时局,历史早已翻过那页了。我父亲上过三年小学,靠打一手好算盘做了一辈子的乡村会计,母亲文盲,夜校扫盲认的几个字很快就遗忘在麦地和棉花田间了。我出生正是文革之时,后来上的村小,也是勤工又"简"学,但我炽爱念书是村里长辈都乐于聊及的。那时我能找到的书,不过是《农机修理基础》或爷爷手抄的几个经本。81年有幸考进地区的荆州中学,肯定不是靠语文高分了。记得高一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,我的语文成绩还是班上倒数几名。这就是我和语文老师康老师结缘的起点。
从我这个起步是语文落后生的视角,看到先生最珍贵的一点,就是对所有学生都一样的关爱,没有厚此薄彼地分别对待。如果有差别的话,那也是对学习费力一点、自信度差一点、性格胆怯一点的学生,更关心一些。当一个瘦小的学生最后一个从门口轻手轻脚地闪进时,先生总会投去宽厚和理解的微笑;当在教室里踱步巡视我们自习时,他会在那样的学生身边多停些时间、指点一会;当提问那样的学生时,他会口气更平缓一点,等待学生答问时会更有耐心一些。我记得那时每次交完作文后,都非常急切地盼望收到先生的批改。对我早一些的作文,先生的批改非常详尽,很多我常写的别字,他都不厌其烦地多次修改,批语也是正面的、鼓励的话较多。后来我写的作文好一些了,先生可能满意多了,批改和评语自然少了,但会当面肯定我的进步。正因为他三年如一日的对学生们一视同仁,我们班同学见面聚会或网上交流,人人都会感激他的关怀、称赞他的为人。他这种平等对待学生,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理念,和如今社会的教育风气又是多大的反差!我因为受先生的影响,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也努力奉行这种理念。我带的研究生中,有多个教授指导不如意才转来求助于我的,有多年在家照顾小孩的母亲重新返校求学的,有先前所学专业限于语言和人文类而缺乏数理背景和计算机基础的,我都尽力帮助、耐心引导,最后他们都顺利毕业、就业,成果也不逊色。现在反思这些选择,指导基础欠缺一些、学习中障碍多一点的学生,的确需要多投入一点时间和精力,但这并不减少一个教授培养人才的成就感。在他们的成才过程中,我对他们的追加值(added value)反而更明显。反过来说,本来就出色的学生,可能换了别的老师带,也一样成才。
当然,像许多优秀的教师一样,康老师成为我们共同敬仰的老师,是靠他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阅历。遇到成语或典故,先生都能把出处和演变娓娓道来。讲到古诗古词,先生都能说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交往的渊源。有的词牌,先生会用古曲的韵律唱起来。有学生问诗句中有该押韵的地方为什么不押韵,先生说用当时、当地的古音就正好切韵了。能把语文课上得堂堂生动、节节入迷,先生还真有他神奇的配方。我探究其中的成分起码有二:一是要投入,有舞台感,让人身临其境,二是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。记得讲到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的女主人公“纤纤作细步,精妙世无双”时,先生在讲台上情不自禁地比划起来,又描绘了“纤纤细步”的“精妙”,一下子就把大家逗乐、活跃了气氛。我那时只要下午有语文课,一般不睡午觉,知道上课不会打瞌睡了。当讲到焦刘依依相别、恋恋不舍之时,老人家的眼眶也红润了,声音也有些嘶哑,让我们很受感染。先生讲到鲁迅小说《药》中的父亲,为了治疗儿子的痨病,托人去买为他们抗争的烈士的人血馒头时,神情又悲切又愤慨,大家如临其境。那时年轻的我们,就像海绵一样,饥渴地吸收知识和教诲,学东西、受影响,都是又快又牢。遇到康老师和几个既敬业又精业的传道解惑的授业者,学习效果自然是事半功倍了。
先生对我的影响深远,还有一个难得的教学理念,就是发扬了龚自珍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开放思想。人才多样,曲直不一,自然培养方式也应该丰富自由、因材施教。高中时,我就没有写过一篇命题作文,连文体(政论、散文、叙事乃至诗歌)都是自选。这样一来,作文就真正体现了有感而发、有话要说,写作才有了兴趣、动力和激情,才能自觉地坚持下来。常言道“言为心声”,那延伸下去,自然是“文以情生”,自己都没被感动的文字,也难以打动读者。高中三年我如果学会作文有什么技巧,就是构思和落笔用时各半,写起来力争:(1)开头要奇,一句话就抓住读者的兴趣,吸引读者急切地寻找下文;(2)中间的内容要充实、丰富,或者就一个命题举一反三,从多个角度论述彻底,或者把论点由浅入深,从简单明了的表层意思,分析到难以探究的底层寓意;(3)结尾要画龙点睛,也就是英文的take-home message,以明了的文字,阐述全文及整个故事的宗旨。我后来耕耘科研论文以及各种基金申请报告,动笔前也是齐备三大要素:有写的动机和激情么?有要探究的问题或急于分享的发现么?有把东西展示清晰和透彻的框架(framework)么?就像一个商人,要有对自己产品优质优价的信念,对其功能和结构的细节又了如指掌,最后才是寻找推销产品的良好渠道和媒介。
我敬重康老师,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,尤其是他的真诚和谦虚。先生是湖北省80年代初评选的第一批中学特级教师,当时的评选过程非常严谨和周密,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示范教学。由于需要现场录相,供上报专家观摩评比,我们从平常上课的教学楼搬到操场边的实验楼上课。我记得先生除换了一身较新的蓝色中山装外,跟平时一样,有条有理、不紧不慢地上完一堂新课。后来和大学同学和其他朋友聊天,说到类似经历,才知道这么重要的示范教学,很多学校都会事先多次排练,连提问和发言也会预先安排。那对于真诚的康老师,简直是无法想象的。先生上课和课下与我们交流时,询问都是用非常诚恳的口气,对学生们的回答,也都会认真听取,还会指出哪些他是没曾想到的、对他有启发、值得学习的。我毕业后,在北京上学工作时和后来出国留学执教,都与先生保留着通信联系,虽然比较稀疏。先生来信都是冠名“法辉吾兄”,也会问我用的某些英文词句,希望我解释得详尽一些。这些经历,再次让我体会到教学相长的幸运和满足,也鞭策我与自己学生的交往中提倡这种精神、营造这种氛围,达到共同提高、携手共进的目的。
四年前的这个月的月初,我收到另一个高中老师仙逝的噩耗,把取道香港赶往深圳的航班,改为中转北京奔赴武汉,沿途颠簸三天去荆州悼念。期间看访了另外四个老师。等到去看望康老师时,才知道他病了,在荆州医院住院。我赶去病房时,是快傍晚的时候了,西斜的太阳撒进还算宽敞的病房,在冬日里添增了不少的温暖。先生听到我进来,忙让身边的三女儿把自己扶着坐起,热情地招呼我坐床边。我看到透析管里鲜红鲜红的,心沉了下来。先生可能看到我面色有些凝重,马上开导我说,很长时间了,习惯了,没事。我拿出我们家当年的贺卡和年终报告,送到他手里。先生戴上眼镜,看着贺卡上的全家福,询问我家人的近况。然后他拿起年报,专注地读起来。我问先生,您眼睛看得清这么小的蝌蚪文么?先生笑道,那我念一段试试?于是把第一段抑扬顿挫、字正腔圆地读完。我进屋时沉重的心情,顿时释然很多,情不自禁地说道:You haven't lost a step!先生应道,Thank you。因为担心他累了,我们相互拥抱,互为作别。
第二天,我坐在返回武汉的车里,收到同学们传来的又一个噩耗,康老师昨晚走了。我摸摸胸口,作别时的那个拥抱似乎还有余温,脑海里走出病房回首间那个挥手好像还扬在空中,先生又似挽留又似催促的眼神还像一幅油画,就挂在那病床头,不期他已经走上赶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途中……
2020年12月26日写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